勾沉录—中国城市交通今昔

今天中国城市交通工具高度发达,在京津沪渝穗和一些省会大城市,地铁和巴士每一两分钟一趟,川流不息,蔚为壮观,其效率之高,管理之精,已非发达国家所能达到。上海的磁悬浮高速列车时速可达200到300公里,从浦东机至市内顷刻可到达。许多世界级大城市难以超赶,奥克兰这样的“国际大都市”更难望其项背。为此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说法提出质疑,对其中奥妙,中国人只是偷着乐。

可是,中国的城市交通,在新中成立之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。清末民初,除上海天津租界外,根本没有公共交通这一说。出门靠步行,行囊靠肩挑背扛,有钱人则雇佣轿夫抬轿,脚夫扛行李。在北方则是骡马毛驴,或独轮手推车。

40年代上海外滩

后来从日本传入了人力车,日语叫genrikysha, 即人力车三字的读音,当时中国叫做“东洋车”。后来因为多数人力车的雨篷是黄色帆布做成,在南方叫做黄包车。黄包车利用简单机械原理,拉起来比推独轮车省力,可载负荷提高很多。在上海,满街的黄包车和电车汽车并肩而行,在穿过过苏州河两岸走上各座桥梁的时候,有流民乞丐跑到车后帮着往桥上推,乘客须付一些零钱。三十年代,南方城市黄包车已经非常盛行。拉洋车已成为穷苦青壮年男子的一个谋生职业。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,就是描写一位洋车夫的生活和爱情故事,已被译成多种外文。到三十年代末,四十年代初,出现了改进型的人力车,那就是三轮车。它的速度比黄包车快,车夫所需的劳动量少。黄包车只能坐一位成年乘客,而三轮车可坐两人,相对降低了人均乘坐成本。由于乘客可以并肩出行,边行边聊,尤为情侣们所欢迎。

四十年代,上海滩流行一首歌曲,风靡大街小巷。它是这样的:

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

西装裤子短大衣,

眼睛大来眉毛细,

张开了小嘴笑嘻嘻,

浅浅的酒窝叫人迷。

在她身边坐个怪东西

年纪倒有六十几,

胖胖的身体大肚皮,

满脸的胡子不整齐,

一身都是血腥气。

你为什么对他嗲声嗲气?

他为什么使你那样欢喜?

这究竟是什么道理?

真叫人看了交关惹气!

这样的三轮车已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社会的一道风景线。

在苏州,往昔除了坐轿之外,还可以乘船。船很小,每船可载十余人,从山塘街的渡僧桥乘船到枫桥约须半小时,但是并无航班,需要临时雇用船家,或自备小船。后来大街小巷,黄包车随处可见。有钱人家自己备有装潢精致的黄包车,雨篷改成黑色,加上喇叭和铃铛,俗称包车,雇用专职的车夫。你走在街上,听见身后这种特定的喇叭铃铛声,赶紧躲到一边让路,盖车上必为要人也。那时的苏州,据日本三省堂书局出版的和汉大辞典载,有人口五十万,在许多当时世界城市之上。可是全城看不见几辆汽车。因为除了几条主干道是石铺大道外,都是窄狭的小巷,富商和官员们都住在巷子里高墙后面的深宅大院里,汽车派不上用场。于是守旧的坐轿子,新派人物坐包车。章太炎出门讲学,他拒绝坐人力车,坚持步行,传为佳话。

旧上海黄包车和巴士

旧上海城市交通

  关于三轮车,在北方还有一段趣事。有乘客认为车夫在前面蹬车,劳累吃力之状不忍入目,而且屁股扭来扭去也不雅观,遂设计一种车厢在前车夫在后的车型。不料此种车子在拐弯,上桥时车夫反而十分吃力,不久就淘汰了。

  新中国成立之前,在笔者的故乡苏州(当时是吴县建制),全城满街的黄包车,却无任何公共汽车,唯一的一件“公共交通”工具是一辆可坐十来个人的四轮马车,从金门到察院场,也就是一条景德路从头至尾,一公里多一点,招手即可上下。乘客是妇孺老幼,青壮年宁可步行。

  在南京街头,笔者有一次在公汽车站听两位候车的长者闲聊。“我年轻时那年月,从三山街坐马车到鼓楼看亲戚,当天不得回来”一口南京白话的方音,甚是风趣。今天从三山街到鼓楼,乘坐31路无轨电车或一路公共汽车,也就十分钟光景。

  新中国成立后,吴县改为苏州市,一个市没有公共汽车说不过去,于是筹建公交公司。不料几百名黄包车夫强烈不满,认为断了他们的生计。事关民生,人民政府没有强制推行,而是与人力车夫门协商。协商取得积极成果:决定每运营一辆公汽,解决五名黄包车夫就业。他们被录用到公汽公司,年轻的培训当司机,其余的当售票员,后勤,清洁保养工等,年老体衰的,民政部门给以生活补助,另在福利工厂从事半日或适量计时劳动。可说各得其所,皆大欢喜。当时政府这种实事求是,细致认真,亲民勤政的作风深得社会各界赞赏。